摘抄《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林晓光（《文史哲》2017年第5期）
一、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贵族制学说的创立于完成
（一）六朝贵族制研究谱系
中世贵族论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主要阵地。
1、按师承划分
（1）第一代为战前学术，代表人物内藤湖南
（2）第二代跨战前战后，代表人物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和宇都宫清吉。
（3）第三代为战后，代表人物宫川尚志、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吉川忠夫等。
2、按学术潮流的起伏划分
（1）20世纪10-30年达第一波浪潮，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冈崎文夫；
（2）20世纪40-40年代第二波，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宫川尚志、宇都宫清吉；
（3）20世纪60-80年代第三波，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吉川忠夫。
（二）从内藤湖南到冈崎文夫
内藤湖南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中，首次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史分期法，并论述了中国中世为贵族政治的时代。
1922年发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主要观点：六朝至唐代中叶为中世，特征是贵族政治繁盛的时代；当时地方上世代延续的名门望族成为贵族，同等级门第间相互通婚，独占政治权力；天子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及代表，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进入五代宋以后，基于贵族阶层的消亡，君主权力与庶民文化同时抬头，中国进入君主独裁时代。
其论说并见于其讲义《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的前半部分。
《中国中古的文化》主要讨论的是东汉至魏晋期间的世风、学术、政治变迁等论题，实际上处理的是他所谓“中世”的前半段或曰形成期的历史。其中已触及到若干后来成为讨论焦点的问题：
（1）东汉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形成的母胎。
（2）以九品中正法选官是产生门阀社会的关键。这一视点藉由宫崎市定在战后出版的《九品官人法の研究》而获得强大的推进，成为贵族制研究具体展开的实证基础。
（3）贵族阶层的决定标准在于自身，而不取决于皇权或国家体制。贵族制论第三代所强调的“豪族共同体自律性”，很显然应溯源至此，但二者在理路上并非完全一致
（4）中世贵族重视礼仪、门第、谱籍。
（5）贵族门阀作为社会核心，使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现象都呈现出贵族性特征。
冈崎文夫是内藤的早期弟子。他在1932、1935年接连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两部专著。其中多方面的内容都是对内藤学说的忠实继承及补充强化。不过他将贵族制认定为仅限于南朝时期，与内藤所界定的六朝隋唐不同，也基本不被后来的史家所接受；此外，其“学说的根本”是将黄白籍理解为士族、庶民之户籍的区别，但这一解释很快就被增村宏证否。
（三）宫川尚志：实证研究突破的天才
宫川尚志的研究中有从内藤、冈崎继承而来的论题，如《六朝贵族社会の生成》探讨贵族社会形成史，与《中国中古的文化》显然一脉相承；《中正制度の研究》亦是内藤、冈崎已论及的题目。但更多是开创性的探讨，包括六朝时期的禅让、寒门寒人、都市和村、军制等题目，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的这一系列基础研究，对战后六朝史研究有重要的先导意义。但其研究分散为单篇论文，未能像宫崎市定那样发为体系宏大精密的专著；同时或许也由于其长期任职于东海大学，位置较为边缘，似未得到与其成就相应的重视。
（四）宫崎市定：贵族制研究的成熟形态
《东洋的近世》
《九品官人法の研究》
二、历研派论战：马克思主义VS文化史观
宇都宫清吉一方面成为了论战的直接导火索，另一方面又作为前辈深入参与了第三代学者“豪族共同体论”的创立。
宇都宫清吉1947年在《东光》第二号上发表《東洋中世史の領域》。在文中，他向内藤理论发起冲击，几乎颠覆了内藤的时代分期理论，而另行提出一套“时代格”理论。，他认为内藤分期法中所设定的“过渡期”是暧昧无意义的，将时代从一朝代中间切断更是割裂了朝代自身固有的性格。秦汉、六朝和隋唐三大时段分别拥有其自身鲜明的时代格，秦汉是政治性的，六朝是自律性的，而隋唐则兼有政治性与自律性。他对六朝大量使用了“豪族”而非“贵族”来表述这一时期的核心集团，这一表述很显然来自内藤对贵族自我认同的理解，而又是后来谷川道雄等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先声。
历研派的学说，经历过前后两期的变化。前期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考证为前提，以前田直典发难为契机，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总结定型。这一时期的要点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基本法则”，从土地所有形态和生产关系的标准出发，认定唐代之前为主要以奴隶进行生产的时代，从而推导出汉唐间仍属于家父长制的专制“古代”，而非内藤所划分的中世。从而又推得秦汉大帝国与唐宋大帝国并非异质的时代。但是，这一历史图式中的“奴隶生产形态”忽视了当时数量众多的一般民众，后来被众多学者证明为不符合中国汉唐社会实情；将“欧洲史法则”套用于中国史，在历研派内部也遭到批判，于是西嶋定生撤回此说，接受滨口重国的提示，从“皇帝个别人身支配”的角度把握隋唐以前的“古代”，写出了其代表性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
三、第三代：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一）宇都宫清吉：承先启后的“自律性”与“共同体”视角
宇都宫清吉在1969年退官前夕又写作了《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一文，这篇论文更可视为理解第三代贵族论者取向的纲要。
在这篇论文中，宇都宫首先承认了历研派在过去二十年间以“皇帝个别人身支配”来理解秦汉“古代帝国”的正当性（而这也正与他早年论文中所谓的秦汉时代格相应），而后笔锋一转，指出所谓皇帝统治、“一君万民”的视角，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世界的一极，亦即将皇帝之下的民众都简化为一个个抽象的被统治对象，而无视了其固有的生活状态。汉代民众的生活形态，是以“三族制家庭”为基本单元，在此基础上形成宗族乡党，构成乡村。“三老”一类的乡官虽然是皇帝统治下的职衔，但却是基于乡民中“长老”对于“子弟”的自律性道德才能成立的。作为其根基的“孝”并非法律强制的结果，而是自律自存的，规制着农业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在乡村当中，优先发展起来的豪族对一般农民占据了优势，于是在与皇帝相对的这一极内部，自行产生了新的关系。乡村的豪族化使汉帝国无法继续贯彻个别人身支配，统治基础崩溃。上古帝国结束，进入门阀贵族时代。
宇都宫将贵族定义为“豪族中历世担任高官显职的特定家门”，其底盘仍是广大的乡村豪族，从而将所谓中世的社会构造划分为“门阀贵族豪族农民”三层。换言之，社会中最高级最中心的金字塔尖是贵族，而在其之下更宽厚的社会基础是“称不上门阀的广阔的豪族世界”。……豪族阶层的雅称———包括自称和他称———就是“士大夫”，与之相对的阶层则蔑称为“庶人”。
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帮助我们看到战后学术一转再转的契机：历研派因不满贵族论将重心置于贵族，而强调皇帝统治的一贯性。宇都宫因不满这种偏于国家顶层的单极视角，而要求从民众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固有的“贵族”“豪族”观与这种民众共同体认知结合起来，便自然导向“豪族共同体”构想。这正是一种反动之反动，基于视角上下移动而带来不同的历史形象。
（二）作为贵族制论变体的豪族共同体论
（三）“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这一时期的论战事实上并未针对六朝贵族制形成真正全面的对冲。矢野主税对川胜等的驳论主要集中在东汉三国时期，也就是所谓贵族制社会或门阀社会的成立渊源问题。并且，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的学说都不像历研派那样，从中国史整体脉络上与内藤分期法相对立，而是作为六朝史学者，与京都学派第三代之间的支流性分歧。这一回的论战双方都认可这一时期是门阀社会，名门大族是超越个别王朝的社会力量主体，甚至不排斥使用“贵族”这一基本术语进行讨论（矢野一般使用“门阀”）。争论的核心其实只在于一点：门阀得以成立的根本力量，究竟是其自身抑或皇权。
（四）贵族制？还是官僚制？
四、跨文明的底色：从比较角度出发的日本古代贵族制观察
五、纠缠于政治史？贵族制的两种理解模式
------------------------------
前面的学术史梳理还蛮有干货的，最后的分析总结什么玩意儿……
1、日本古代贵族制和中国中古时代所谓士族门阀产生的原因根本不同，仅仅凭一些表面现象去阐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并试图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未免失之粗浅；
2、在已经确认所谓“六朝贵族制”明显具有构建化嫌疑的情况下仍然希冀用这一论点去解释中国中古时代的文化现象，是所谓完全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3、“贵族文化”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
4、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马克思主义？！
评论